本报记者 杨丽娟郑州配资服务
抗战期间，民国首富荣氏家族的企业遭受重创，或毁于战火，或遭敌劫掠。唯独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（简称“申四福五”）完成了一场工业史上的“暗度陈仓”——它们西迁至宝鸡（古称“陈仓”），在西北大地生根发芽，于一片荒凉中创造出战时奇迹。
这一奇迹的背后，是一场曾经被反对、而后被遗忘的工业内迁。
1938年，外国友人路易·艾黎的暗中相助，让“申四福五”把内迁的目光转向了宝鸡。从汉江之畔到黄土塬上，工厂不仅艰难复工，还开凿出4800多平方米的窑洞车间，总长度将近2千米。万锭纱机进窑洞，哪怕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中，依然坚持生产，支援抗战。
这一壮举被林语堂赞为“中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”。然而，当战火远去，这片国内现存最大的抗战窑洞车间一度只剩断壁残垣。幸好，有识之士的呼吁和抢救，让它以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之名重获新生。“西度陈仓”的抗战工业内迁史，正在被更多人看见。
展开剩余95%上世纪40年代的工厂鸟瞰图（局部）。
为防日机轰炸，申新纱厂开凿了24孔窑洞车间。
内迁之争
2015年春节前夕，时任宝鸡市金台区十里铺街道办副主任的王敏走访慰问贫困户时，偶然看到路边的一块石头，“看上去很特别，上面隐约有字。”这是她与申新的第一次相遇。石头风化严重，字迹难以辨认，她叫了辆三轮车，把石头暂时存放在街道办后院的角落里。后来，她才知道，石头上的四个字是“申新四厂”。
与很多宝鸡人一样，土生土长的王敏很早就听过“申新四厂”这个名号，他们更习惯称之为“申新纱厂”。有人说，申新纱厂是荣家给大姑娘的陪嫁。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让她直犯嘀咕：荣家是民国首富，被誉为“面粉大王”和“纺织大王”，怎么会把大姑娘嫁到宝鸡这个偏僻的小城？难道是这个大姑娘不得父母欢心吗？
这些疑惑在工作的繁忙中一闪而过，没想到，2016年，长乐塬开发建设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，王敏被任命为副主任。
长乐塬，即申新纱厂旧址所在地。如今，这里已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其保存的国内现存最大的抗战窑洞车间，引得往来游客络绎不绝。十年前，这里却是一片被遗忘的断壁残垣，“窑洞里被周边居民和企业倒满了垃圾，道路上蒿草有一人多高，乐农别墅许多地方已经下陷和坍塌……”
从被遗忘的断壁残垣到闻名遐迩的抗战工业遗址，“荣家大姑娘陪嫁”的传言不再，申新纱厂的“抗战传奇”则日渐清晰。
申新纱厂，这个在宝鸡家喻户晓的名号，的确是荣氏家族的产业。20世纪初，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以四部石磨起家，在无锡创办了一家小小的面粉厂。到抗战前夕，这个最初日产量仅300袋的小厂，已然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工业——以“福新”“茂新”为名的14家面粉厂，以“申新”为名的9家纺织厂，如星辰般遍布无锡、上海、济南和武汉等地。
位于武汉的申新四厂是其中一家纺织厂，它的诞生，原是为了给福新第五面粉厂（简称“福新五厂”）生产面粉袋子。福新五厂创建于1919年，当时正值一战后，帝国主义无暇顾及中国市场，福新五厂生产的“绿牡丹”牌面粉沿汉水至长江，再经长江到海上，一度远销南洋和欧洲。然而，作为包装的面粉袋子还要千里迢迢从无锡、上海运来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于是，1921年，申新四厂应运而生。
两家工厂比邻而居，同处汉江北岸，被老人们亲切地称作“申四福五”。这不仅是因地理位置上的相近，更因两家工厂的掌舵人同为李国伟。
李国伟，原是陇海铁路总工程局徐州工务段副工程师，1916年与荣德生长女荣慕蕴成婚，在岳丈的劝导下，1918年辞去工程师，投身实业。这位工程师出身的经理人，用十年光阴将申四福五经营得风生水起。然而，1937年的炮火，彻底改写了申四福五的命运。
卢沟桥事变后，不少上海工厂开始内迁，先至武汉，又到重庆等地，一场悲壮的“工业内迁运动”正沿着长江逆流而上。每遇空袭，汉江之畔的申四福五就不得不停产。李国伟有心把工厂迁到重庆，免得落入敌人之手。
没想到，上海的股东们竟然反对内迁，他们坚持“一动不如一静”，有人甚至说“宁可弃之江中，也不迁之于川”。股东们考虑的是成本和风险，迁厂是一笔大支出，况且上有敌机下有追兵，说不定还未入川，设备就被炸光了。他们建议，可以仿照上海租界的申新二厂和申新九厂，依附英美势力，夹缝中求生存。殊不知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军无所顾忌地进入上海租界，大肆掠夺，申新二厂和申新九厂最终也未能幸免于难。
这是后话，眼下，各地工厂的噩耗接踵而来：申新五厂在“八一三”的炮火中化为焦土；申新八厂在日寇的轰炸机下沦为废墟；无锡的滚滚浓烟中，日寇抢走茂新一厂的四万袋面粉，而后一把大火烧毁厂房；茂新二厂沦为日军的病马院，物资被抢劫一空；申新三厂损失最为惨重，硫黄火药加上柴油焚烧，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工厂毁于一旦……
李国伟痛心疾首，奈何股东们固守己见，他只好一边试图说服“老股东”，一边带着支持内迁的“少壮派”，悄悄准备“西迁计划”。内迁态度最坚决的瞿冠英和章剑慧，一个被派往重庆考察厂址，一个安排工人趁着夜色拆卸部分机器。1938年4月，李国伟亲自飞往重庆，在一个叫“猫背沱”的地方，购买了建厂用地。6月初，章剑慧等不及，干脆先斩后奏，包了一艘英商轮船，先往重庆运走一批纱机和织布机……
此时，日军已经直逼郑州，眼看武汉告急，负责沿海工厂内迁的“监督委员会主任”林继庸也坐不住了，挑出一批精兵强将，组成“拆迁队”，到各大厂矿督促拆迁。8月4日，宋美龄亲自视察申新四厂，当场告诫厂长章剑慧，厂子“非迁不可”。
“老股东”与“少壮派”的争执，在“最高机关”的命令下告终。早有准备的章剑慧雷厉风行，搬出早已准备妥善的木箱，全厂两千余工人日夜动手，拆机装箱。8月16日，武汉徐家棚火车站，两名工人护送第一批机器踏上征途。
列车隆隆远去，意外的是，终点并非之前考察的重庆，而是西北的陕西宝鸡。申新四厂内迁的目的地为何转向了宝鸡？这个改变中国工业版图的决定，背后站着一位新西兰友人，他就是工合创始人路易·艾黎。
抗战期间，女工在窑洞车间坚持生产。
工合暗助
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冯驱第一次知道艾黎的名字，是从外公王阿庭口中。外公当过申新四厂的总务课长，有一年端午节，外公指指挂在门上的艾草，拿小木棍在地上写了个“艾”字，“艾黎的‘艾’，也是这个字。”
9岁的孩童其实没太听懂什么是工合运动，只记住了艾黎的名字。后来，作为申新子弟开始研究工业内迁史，冯驱才惊讶地发现，原来艾黎先生的工合运动与申新四厂内迁宝鸡有如此密切的联系。
“工合”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，目标是将难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，进而为整个非敌占区提供一条工业战线。工合运动最早由各界爱国人士、斯诺夫妇与艾黎倡议，随即得到宋庆龄、宋美龄姐妹及国共双方的认可和支持。
1938年夏天，艾黎正在武汉为创办工合四处奔走。这一天，他正在洗澡，共产党人博古闯了进来，他似乎很着急，不等艾黎穿好衣服，就坐在澡盆边急切地谈起了当前形势。艾黎在自传中回忆：“他说敌人大概会进一步深入西北地区，这样，八路军就将占领农村，同侵略者展开游击战争。”博古提出了共产党人的建议，将武汉的工业尽量迁到西北去，这样将对抗战“大有帮助”。
8月5日，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。代理总干事艾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促使企业内迁西北。最终，他成功动员了64家工厂，包括落脚宝鸡的申新四厂。
抗战前夕的宝鸡，只是一个六七千人的小县城，唯一的“商业街”中山路上，零星分布着百数十家手工业作坊，有铁匠铺，有酿醋坊，有染布坊，还有做竹编笼箩的。若不是1937年陇海铁路修到了宝鸡，那些生活在沿海繁华都市的大股东，可能连它的名字都没听过。直到1938年，还有股东认为宝鸡荒僻，“决不能去”。
艾黎如何说服申新四厂转向宝鸡？他在自传中没有详细记述，多年后，冯驱自费前往上海、无锡等地翻遍档案，在树荫下陪着申新老人喝茶聊天，才逐渐厘清了其中的缘由。
1938年8月4日，宋美龄突访申新四厂，是由艾黎特意陪同的。那天，宋美龄下令“非迁不可”，章剑慧一直力主内迁，立刻趁机争取官方的支持，追问抗战最后根据地是何处，应该搬到什么地方去？他抛出了厂里的难题，5万纱锭，1000台织布机，1个染厂，这1万多吨的物资若要搬迁，仅木箱就要2万多个，“没有政府力量是不可能的”。
宋美龄听了未予置答。第二天，在市长召集的实业家大会上，章剑慧从艾黎口中听到了“答案”：至重庆的水路交通忙碌不堪，而陇海铁路已通车宝鸡，沿平汉铁路由郑州转向西北，最远可达宝鸡，这里地处内陆腹地，比较安全。
几乎与此同时，前往重庆考察的瞿冠英、厉无咎，在函电中为股东们算了一笔账：“重庆绝对无船，且运费每吨约三百元（外国船），中国船官定八十元，但在十个月内无吨位可装……宝鸡运费对折，每吨二十八元……比逃亡任何地方便宜……况且宝鸡棉花取用极便，只要做好一、二年好生意，损失不难收回，或者有余。”
内迁宝鸡，终成定局。“在炮火连天的时候，各厂职员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最宝贵的机器，敌机来了，伏在地上躲一躲，又爬起来拆，拆完了就马上扛着走。当时看见前面那位伙伴被炸死了，喊声哎哟，洒着眼泪，把死尸抬过一边，咬着牙根，仍旧向前工作，冷冰冰的机器每每上面涂上了热腾腾的血！”这是林继庸回忆抗战初期工厂内迁情形时留下的文字，对于申新四厂来说，何尝不是如此？
然而，含泪抢拆的机器，竟迟迟等不来火车。章剑慧在运输总司令门外站了三个小时，才得到一纸手令。8月16日起，20批机器物资陆续运往宝鸡。第21批货物沿平汉路运至河南，才发现柳林车站已经失守，不得已又退回武汉。还有一批设备，马上就要装车，可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工事修到了工厂门前，只好改用驳船从水上转运至铁路再装车，结果在江上遇到大风，200多箱纱机和一部1000千瓦的发电机沉入江底。
最终，申四福五运到宝鸡的物资仅有纱机2万锭、布机400台、3000千瓦发电机一组、日产3000袋的面粉机一套——这还不足厂里所有物资的一半。运不出的机器物资，只能寄存在英商万安洋行、怡和洋行的货栈，奉命留下看守物资的何致中，赶在武汉陷落前夕，躲进了法租界。然而，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后，还是打听到了他的踪迹。敌人要求他交出剩下的物资，“合作”复工，被断然拒绝后，竟派特务逮捕了他。何致中因此在狱中被关押42天，可怜他宁肯入狱也要保护的物资，珍珠港事件后还是被日寇全部掠去。
2020年，重焕光彩的窑洞车间正式对外开放。
荒原建厂
1938年8月下旬，一列满载机器的列车顶着日寇炮火艰难前行。车轮与铁轨碰撞发出沉闷的“咣当”声，走走停停六七天，终于抵达宝鸡。
背靠蟠龙塬，南倚秦岭，渭河浩浩荡荡穿城而过，宝鸡的历史厚重感从它的古名“陈仓”可见一斑——它是西汉战神韩信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”的战略要地，也是被誉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的陈仓石鼓的发现地。
陈仓，本意为“装满谷物的粮仓”，但1938年的宝鸡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黄河花园口决堤后，短短半个月，3万多河南难民扒着火车，沿陇海铁路涌入小小的宝鸡县城。
这年8月，两位来自武汉的客人几乎同时抵达宝鸡。一位是卢广绵，受路易·艾黎的派遣，前来筹组工合西北区办事处；另一位是瞿冠英，为申新四厂内迁寻找新厂址。彼时他们还不知道，工合与申新的缘分将在这座小城续写。
不到两个月，卢广绵就在难民中组建起40个工业合作社。每天步行出门的瞿冠英，也找到了理想的厂址。这是位于县城以东十里铺陈仓峪塬下的一片荒地，东西长约2里，南北宽约1里，最关键的是邻近斗鸡台火车站，货物运输极为便利。
站在今天的长乐塬回望，不得不佩服瞿冠英当年的远见。长乐塬南侧百米之遥的陇海铁路上，每隔五六分钟，就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，向人们展示着这座西北工业重镇的蓬勃生机。这一切，都始于以申新四厂为代表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。
然而，当年初到宝鸡的申新四厂工人，一下火车就傻了眼，眼前一片荒凉，触目所及，只见一人多高的茅草在风中摇曳。几十车皮的机器运抵斗鸡台时，正值雨季，急需卸车人手。可宝鸡县城连专业搬运工都没有，只能找来一些庄稼汉。他们从没搬运过装满铁家伙的沉重木箱，加上语言不通，一股脑从车上把木箱翻滚下去，心疼得押车工人直掉眼泪。
当时的陈仓峪没有公路，没有汽车，没有电，没有煤，也没有多少人口，只有荒原上疯长的野草，还有夜间出没的狼群和土匪。“乱嚎乱叫的狼群把人逼得跳到木箱上兜圈圈，实在没办法，工人们只好把木箱集中摞起来当围墙。”关于这段与狼抢占领地的往事，不止一位老人告诉过冯驱。
面对这样一片工业荒原，工人们难免有点灰心丧气，李国伟却下定决心要破釜沉舟。他向来是个愈挫愈勇的人。
1931年夏天，长江洪水肆虐，他带着工人筑堤防护。修筑堤坝的土方不够，他当机立断，下令拆房挖墙，甚至拖出库房中两万多包下脚麦，一袋袋垒成防洪堤坝。最终，繁华市区变成一片泽国，而紧邻汉江的申四福五却如孤岛般屹立，庇护了大批市民。
水灾刚过，火灾又来。1933年，一场大火席卷申新四厂，木质车间和机器设备尽数焚毁。面对废墟，李国伟果断贷款、订购新式机器，重建钢筋水泥厂房。
如今，自己一手创办的工厂和民族的命运一样，走到了最艰难的时刻。更何况，还有那么多工人对工厂不离不弃。“从武汉内迁时，原计划只带70名技术工人随迁。没想到有200多人宁可不要遣散费，也要随厂一起走。”冯驱列出那些感人的名字时，如数家珍，“裴振发、杨金河、阎孝春、钱玉云、刘仁宝五个人为了寻找工厂，从汉口沿着铁路，步行900多公里，一步步找到了宝鸡。工友王素海先到重庆，又从重庆翻山越岭而来找工厂……”
这么多工人，如果不开工，用王阿庭的话说，就是“一群带着机器的难民”，但购买土地、兴建房屋都需要时间。李国伟和瞿冠英四处奔走，一边筹建厂房，一边把10台细纱机租给西安大华纱厂，以每锭每月1元钱的租金，维持工人生计。
等待复工的日子里，工人们各寻办法，一位谢老太竟然靠工合开创了“事业第二春”。谢老太在申新四厂时就是生产快手，她把三儿一女都送上了抗战前线，孤身一人也不愿闲着。在卢广绵的支持下，她向工合贷款3000元，在十里铺组织起了武汉工友第三织布社。
美国《生活》周刊记者卡尔·麦当斯夫妇拍摄的照片中，谢老太一身素衣，扎着简单的发髻，面容祥和地坐在织布机前。梭子飞转，棉线交织，一匹匹布、一件件军衣就这样送往战场，而织布社开工当年，就盈余1700多元。
长乐塬遗址区，可以看到按原貌复刻的发电厂烟囱和伪装网。
窑洞车间
1939年8月9日，从咸阳采购的小青瓦与耀县运来的石灰，在陈仓峪化作14间平房。平房里，12台大大小小的汽车引擎靠木炭机驱动，带动2000枚纱锭开始试生产。停工一年的申新四厂，终于在“临时动力”下艰难复工。
但这简陋的厂房终究只是权宜之计。自山西运城陷落，从那里起飞的敌机便频频空袭宝鸡。老宝鸡人何应宽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轰炸的惨状，“人被炸得腿在电线杆上挂着……为啥会炸死那么多人，主要因为人们都没见过飞机……飞机来了还看热闹……”据《宝鸡市防空志》记载，抗战期间，日军共出动334架次飞机，轰炸宝鸡32次。
人心惶惶之际，刚从重庆赶赴宝鸡的章剑慧也忧心忡忡。一年前，日寇逼近武汉，他作为迁厂“总指挥”，在汉江边送走了一批批西迁的同事和机器。风声鹤唳中，他独自留守到最后，把身上唯一的一张飞机票也送给了同事。幸遇同乡徐祖善相助，才在武汉失陷的前夜撤出。
1938年11月，劫后余生的章剑慧到了重庆，立刻马不停蹄地忙起来。利用申新四厂提前运到重庆的少量纱锭和机器，他迅速办起了“四川第一个迁入的纱厂”。重庆纱厂刚开工，他又奉命穿越秦岭，奔赴宝鸡，投身西北工厂的复工。
在重庆，章剑慧见过隐蔽在山洞里的工厂，防空效果不错。如今宝鸡要建新的厂房，他灵光一闪：西北百姓世代居住窑洞，能不能效法重庆的山洞，在陈仓峪下修筑“窑洞车间”？这一想法与总经理李国伟不谋而合。
两个月前，西安的大华纺织厂遭到轰炸，纱机全被炸毁。李国伟很清楚，宝鸡的这点机器，已经是工厂最后的命脉，若不想重蹈大华的覆辙，只有窑洞车间一条路可走。不过，百姓居住的窑洞毕竟体量小，挖出能办工厂的大型窑洞，技术上可行吗？
南方人不懂北方的黄土，李国伟向过去的同事陇海铁路局工程师吴凤瑞请教。吴凤瑞不愧是专业人士，他没勘察过陈仓峪的地质，但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斗鸡台隧道。当年，陇海铁路修到宝鸡，恰逢北平研究院发掘陈仓古汉城遗址。为保护遗址，工程人员摒弃断面大开挖的施工方法，在地下开凿了长158米的斗鸡台隧道。隧道穿过黄土台地，至今稳固无恙。
有意思的是，吴凤瑞为求稳妥，又找来一位“洋专家”商讨。这位“洋专家”就是时在宝鸡的路易·艾黎，艾黎不是工程师，但他几乎走遍了中国最偏远的角落，熟悉抗战初期的局势，更熟悉不同地区的地形。他闻言当即表示，这是抵御日军轰炸的好办法！
1940年1月，窑洞工程开工了。为赶进度，申新把土方工程承包给建业营造公司。这是由上海内迁到西北的一家建筑公司，大上海的公司盖楼房是内行，来西北挖窑洞却是头一回。更要命的是，为节约成本，公司竟雇来许多难民当临时工。可怜的难民只想挣口饭果腹，同时挖出十余洞口，拼命往里掘，至于安全，他们不懂，也顾不得。
一天，几个难民挖着挖着，突然发现了一座古墓。他们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就用黄土和杂物把古墓洞口掩盖起来，到了夜里，几人溜进洞里偷挖，果真挖出一只金鸡、一个金瓶，顿时喜出望外。据说，他们把金鸡和金瓶悄悄卖给了县城的古董商，得了8000元，自此远走高飞，逃离了宝鸡。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不辞而别的临时工，在工地上留下了令人浮想联翩的“暴富”故事。其他临时工也想撞大运，挖土的劲头更足了。没几天，两个窑洞共用的圈脚就被掏空，连着7孔窑洞，一夜之间轰然坍塌。
工程被迫暂停，不能再这样蛮干了。李国伟一封电报，紧急请来两位高材生救场。一位是他的堂弟李启民，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，抗战前曾在英国纺织工厂实习，作为铁路工程师参与过浙赣铁路的建设。李启民是个英俊的小伙子，抗战前就有了婚约，未婚妻是红极一时的上海影星夏霞。两人原本约定，待他留学归来就成婚，但山河破碎，李启民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宝鸡。直到窑洞车间落成，千里迢迢赶来的夏霞才见到了分别多年的未婚夫。
另一位则是建筑师王秉忱，他本来就读于中央大学物理系，学到一半，受父亲好友吕彦直的影响，一脚跨进了建筑系。吕彦直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南京中山陵，王秉忱大约从未想到，他到西北的第一件建筑作品竟然是窑洞车间。接到李国伟邀请时，他已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，原定到宝鸡工作6个月，最终却在黄土地上坚守了8年，为申新设计了办公大楼、住宅区、厂房等几乎所有的建筑。
两位年轻人来到宝鸡，观察工地后，胸有成竹地提出了新的施工办法：先把挖出的窑洞两壁用青砖砌护，窑顶预支弧形木模板，而后再以青砖砌拱券加固。建业营造公司按照此法施工，果然再也没有出现坍塌。
2006年李启民逝世后，他的长子遵遗嘱，将父亲亲手绘制的窑洞车间等304张原始蓝图寄给了冯驱。如今，那幅纵横交错的窑洞车间平面图，展示在长乐塬遗址内，过往游客无不注目。传统的黄土窑洞最深不过20米，而长乐塬的24孔南北向窑洞中，有7孔超过64米，最长的达到109米。7孔长洞还被6条东西向的横洞贯通，乍一看宛如网格状的地下迷宫。
不仅如此，两位年轻人还因地制宜，为窑洞设计了储水窖、吸尘塔、避让洞等配套设施。“西侧第7孔窑洞之前坍塌得太严重，直接塌出了一个通天透亮的大窟窿，他们就利用塌方部位改建了通风孔。”冯驱向记者介绍，这样的通风孔，整个窑洞车间共有5眼。
将蓝图落在黄土塬上，也是一波三折。1940年10月，建业营造公司扛不住物价飞涨的压力，撂了挑子。留下的半拉子工程，压在了纱厂工务主任李启民肩上。
他带着厂里的工人，钻进黑黢黢的窑洞，一锹一锹地向前挖。窑洞越挖越深，全靠煤油照明，帅气的小伙子每次从洞里出来，都被熏得满脸墨黑，连擤出的鼻涕都是黑乎乎的。
没有人停下来，他们都记得总经理李国伟在厂务会议上动情的鼓励：“在这紧急时刻，多增加一分生产就是多增加一分国力。”“环视西北半壁，纱厂寥寥无几家。无论前方将士，无论后方民众，均有赖吾等接济。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，努力增加生产。”
1941年2月28日，耗资113万元的窑洞车间终告竣工。万锭纱机进窑洞，轰动一时。1943年，林语堂来到宝鸡，当他看到窑洞车间里壮观的生产场面，震撼不已。在用英文撰写的《枕戈待旦》（The Vigil Of A Nation）一书中，他用激动的笔调告诉世界，“重庆及其周围有许多地下工厂，但没有一个在规模上超过申新的窑洞工厂”，这是“我所见到的中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！”
1940年，申新从陇海铁路局租借了404号火车头，用于发电。
电力堡垒
在长乐塬遗址区，除了著名的窑洞车间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座按原貌复刻的灰白色大烟囱。这座高耸的烟囱上覆盖着一张巨大的网状物，乍看像是现代儿童乐园里的攀爬网。经过冯驱的耐心讲解，记者才恍然大悟：这竟是当年发电厂的伪装网，专门用来迷惑敌机的视线。
众所周知，无论是纺织厂还是面粉厂，电力供应都是命脉。然而1938年的陕西，全省仅有一座西京发电厂，发电能力仅2200千瓦。虽然宝鸡设有一家分厂，但那微薄的发电量连宝鸡县城照明都捉襟见肘，更遑论支撑工业生产。
最初，厂里的“临时动力”设备全靠东拼西凑：陕西省农本局借来的木炭机、一家面粉厂借来的锅炉、一家染织厂借来的75马力蒸汽机，再加上大大小小的12台旧汽车引擎。电力工程师龚一鸥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日夜实验。一次实验中，汽缸突然喷出炽热的火花，瞬间燎焦了他的头发和眉毛，他却兴奋不已——正是这次意外，让他摸清了机器的运行原理。
75马力蒸汽机转了起来，可还远远不够。长达几个月的时间，每个人都在为发电问题焦灼不已，就在这时，老员工王阿庭注意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传闻。当地农民说，山西的西北制造厂躲避日寇时，曾带着两台火车头“旱地行舟”：没走铁轨，全靠汽车牵引、人推马拉，翻越秦岭到了汉中。为什么非要完整运输笨重的火车头？王阿庭百思不得其解，找到瞿冠英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一个猜测让他们豁然开朗：西北制造厂很可能是为了把火车头带到汉中去发电。
1940年1月，申新向陇海铁路局租借了一台404号蒸汽机车。半年后，这台火车头沿着厂区临时铺设的250米铁轨，缓缓驶入工厂。轰隆隆的机器声中，改装过的火车头成功带动4000锭纺纱机高速运转，更多的棉纱开始输送到大后方。
其实，申新从武汉迁来的设备中，本就有一台3000千瓦发电机。但在日军持续轰炸的威胁下，没人敢贸然组装这台“电力心脏”——它需要足够坚固的厂房庇护。窑洞车间虽能防空，却容纳不下这个庞然大物。因此早在窑洞动工前，龚一鸥就着手设计特殊的发电厂房。“他设计了一座堡垒式锅炉房。”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管委会主任王敏介绍，“墙体基础和屋顶厚度相当于正常建筑的三倍，用铁轨代替钢筋，屋顶堆积着十余尺厚的黄土，从空中看就像一座小山。”
战时水泥堪比黄金。章剑慧特地从重庆申请到1000桶水泥，这些物资经木船运至广元，再换汽车翻越秦岭，历时半年才抵达宝鸡。仅建造这座堡垒锅炉房就耗去470桶，远在上海的股东们闻讯后，“铺张浪费”的指责如雪片般飞来。
然而历史证明了这一决策的远见。锅炉房刚落成不久，日军轰炸机便呼啸而至。炸弹直接命中屋顶土堆，炸飞了1米多厚的黄土，但房屋内部的机器毫发无损。
锅炉房坚如堡垒，高耸的烟囱却太显眼了。“1941年9月2日，发电厂连续被敌机炸弹命中，两间屋面瞬时跳起，稍稍移位又安然落下，唯独屋顶上的烟囱，被打折了半截……”龚一欧已经故去多年，在人生的最后10年间，他向冯驱念叨了许多往事。
面对这个致命弱点，工人们想出了“土办法”。冯驱告诉记者，一个叫尤阿二的工人擅长搓麻绳，他充当“技术指导”，带着大家用原麻和棕绳，搓出手腕粗的缆绳，最终织出一张巨型伪装网。伪装网围着烟囱，像搭帐篷一般，将烟囱和发电厂笼罩其中。
在伪装网的掩护下，3000千瓦发电机终于安全运行，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动力源。年发电量达1500万度的它，不仅完全满足工厂需求，更为陇海铁路沿线的多个城镇带去了光明。
窑洞车间全景。
战时宠儿
1941年10月，作家茅盾途经宝鸡时，被眼前的景象震撼——“宝鸡的田野上，耸立了新式工厂的烟囱；宝鸡城外，新的市区迅速地发展”，还有“银行、仓库，水一样流转的通货，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”，处处彰显着小城的繁荣。他不禁在文章中慨叹，宝鸡，陕西省的一个不甚重要的小县，如今成了“战时‘景气’的宠儿”！
电灯点亮了工业荒原的沉寂，机器的轰鸣取代了往日的寂静。随着发电厂和窑洞车间的建成，申新全面复工。很快，福新面粉厂、机械厂、造纸厂、煤矿、陶器厂等“配套产业”相继落成。为解决运输难题，李国伟甚至组建了汽车队和嘉陵江水上运输队。
战时物资匮乏，工人们的智慧被逼到极限。浆纱需用大量牛油，他们便远赴青海藏区采购，融化的牛油不好运输，买来牛肚（牛胃）装着，冻实了运回宝鸡，再破肚融化。滇缅公路封锁后，原料短缺，工人们便自制替代品——竹板制成棉条筒，棉线编成传动带，手艺好的人甚至能用废锯条做成卷尺。
生产艰难，工人们的“精神食粮”也没有被忽视。长乐塬遗址展出的一张张老照片，记录着他们八小时工作外的日常：排练话剧、做工间操、唱救亡歌曲、在图书室阅读……一张工人上文化补习课的照片中，黑板上“抗战救国”的标语清晰可见。
作家冰心也见过此时的宝鸡，她在1941年的《宝鸡三日》中写道：“在街上来回走了两趟，觉得比去年更热闹了！在抗战以前，这里是个不大出名的小县，而今却成了西北工业的中心……”在她眼中，宝鸡的工业不仅在于新式工厂，还在于遍布街巷的合作社，帆布、印刷、纺织、肥皂……“到处只看到工合的标识，无形中把宝鸡造成了个工合区。”
工合是申新内迁绕不过的话题，冯驱喜欢将二者并称为战时宝鸡的“并蒂之莲”。他告诉记者，艾黎曾感慨，与申新在宝鸡能继续交往是“一种缘分”。这种缘分在申新老一辈职工中口口相传——通过工合，申新为陕甘宁边区转运了大量棉纱、棉布和纸张。
1939年，“赶制万件棉衣，换取日寇万颗头颅”的口号中，仅宝鸡工合就为前方将士生产了60万条军毯、3.6万件军大衣，为八路军赶制10多万件棉衣。至1943年12月25日前，西北工合累计为抗日将士生产军毯181万条。
工合运动和工厂内迁，带着增加生产、支援抗战的共同使命，几乎同时在荒凉的西北大地上生根发芽，宝鸡的工业基础由此奠定。
1938年8月，天星大华打铁合作社开全国之先河，截至1940年4月底，西北区办事处辖内便涌现557个生产合作社，社员达8100人。几乎与此同时，陇海铁路管理局宝鸡机厂、申新纱厂、福新面粉厂、大新面粉厂、泰华毛纺厂、秦昌火柴厂等15家内迁企业在宝鸡扎根。至1941年，陇海铁路沿线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，已汇聚了200多家合作社和各式工厂。
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统计显示，抗战前，西北工厂仅有19家，仅占全国工厂数量的0.48%。用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的话说，“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绥远各省的工业总投资，还低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一个装配线上的工厂。”而到1942年，西北工厂已达546家，占比飙升至20.56%。
2024年，宝鸡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中排名再度攀升，两年累计前进10位。昔日的西北工业重镇已蜕变为“智造高地”。而在冯驱看来，这份荣光早有伏笔，“80多年前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，正是奠定宝鸡工业重镇地位的最大功臣。”
上世纪40年代的申新纱厂女工宿舍。
遗址新生
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期间，政府从新秦公司选拔了200多名精兵强将。他们被委以重任，在陕西各大企业继续发光发热。“新秦”这个名字别有深意——“秦”代表陕西，“新”则源自“申新”，它的前身之一正是申新纱厂。“大家有时开玩笑，都说申新是西北工业战线的黄埔军校。”说到这里，冯驱的自豪溢于言表。
战火远去，机器搬出窑洞，几经更名的新秦公司在时代浪潮中起起落落，被誉为“抗战奇迹”的24孔窑洞，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命运轨迹。“2016年修复前，这里被6家单位占用，转租给30多家个体商户。”王敏向记者回忆道，“有种蘑菇的，有酿醋的，有做工艺品加工的，还有贮存红酒水果的，当然也有完全废弃的。第一次进去我还有点紧张，里面漆黑一片，手机的光亮只能照到几米远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刺鼻的气味。”
在此之前，不止一个人想过，把这些窑洞改造成博物馆，但复杂的工程始终缺少恰当的契机。直到2016年3月，在冯驱、龚一鸥之子龚平等人的不懈呼吁下，申新纱厂旧址保护工作被列入宝鸡市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。不久，旧址又“升级”为金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抗战年代，长乐久安是人们最朴素的美好愿望。因此，申新在陈仓峪建厂复工之时，李国伟将这里更名为“长乐塬”。
2016年，这个口耳相传80多年的地名，终于重焕光彩。随着租户陆续迁出，那些饱经风霜的断壁残垣被精心修复，王敏团队征集的历史文献、照片和实物也被妥善安置在窑洞中。长乐塬不再破败荒凉，它先后成为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单位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2020年，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正式对外开放，截至今年，这里累计接待中外游客300多万人次。
今日的长乐塬，陇海线上的列车依旧隆隆驶过。走进清凉幽深的窑洞车间，在第一条窑洞的尽头，王敏当年偶然捡回的石头映入眼帘——那是申新初到宝鸡时购置土地的界碑，如今成了这里的第一件展品。
在6号窑洞内，工作人员轻轻按下电钮，一台产于1921年的粗纱头开松机缓缓运转，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倒流——80多年前，这台机器坐着火车，穿越炮火，千里迢迢来到宝鸡。它见证了同伴们在这片荒原上建厂复工的艰辛，亲历了窑洞车间在敌机轰炸下岿然不动的坚韧。如今，它又回到当年的窑洞，向每一位到访者静静诉说那段热血沸腾的抗战岁月。
本文图片由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管委会提供郑州配资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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