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74年春,临潼的一位农民下田打井,铁锨敲在硬物上,发出的声音有些“脆”。谁也没想到,这一锨下去,把尘封两千多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世界,直接撬开了一道口子。
坑道被一点点清理出来,一号坑、二号坑、三号坑陆续显露,成千上万的陶俑、战马、车舆,像一支凝固在地下的铁军,被缓慢唤醒。考古队员们常说一句话:“越往里走,越觉得秦人的手笔太大了。”然而,在这支“地下大军”里,有一张脸,很快把所有人的视线都牢牢吸住。
那是一张绿色的脸。
和周围那些神态各异、肤色接近肉色或已经氧化发白的兵俑比起来,这张脸显得格外突兀。更有意思的是,它不在显眼的头排,而是藏在二号坑东北部的一支跪射俑军阵里,姿势和别人一样规整,却因为脸上那抹绿,成了整个秦陵里最难解释的存在。
有人把它叫作“绿脸俑”。
一、一支跪射军阵里的“异类”
说到绿脸俑,离不开它所在的位置。二号坑本身就和一号坑不一样,一号坑是大规模的长方形步兵、车兵混合方阵,气势恢宏;二号坑则更像是“合成军”,战车、步兵、弓弩手搭配得更灵活,结构更复杂,也更具战术意味。
在二号坑的东北部,有一支很有特点的跪射俑阵:前排俯身跪地,左膝着地、右膝抬起,双手持弓,头略微抬起,神情专注,仿佛随时准备放箭。后面还有立射俑呼应,整个阵势层次分明。

绿脸俑就跪在这支军阵中间。
乍一看,它的盔甲、发式、体型、比例,与旁边的跪射俑没有任何差别:麻花辫式发髻、束发冠、短甲、鞋口线脚,都很标准。身上的肤色,也与普通兵俑类似,只是经过漫长的埋藏和氧化,颜色略显暗淡。
真正“出格”的地方,只在脸上——从额头到下巴,几乎被满满的绿色颜料覆盖。鼻梁、脸颊、嘴唇的轮廓都在,但整体色调就是绿的。不是那种轻微泛绿,而是肉眼一看就能分辨出的“绿色脸”。
旁边的考古人员当时就有些困惑,有人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:“这是不是谁涂着玩了?”带队的专家摇摇头:“不要随便下判断,这种规模的工程,很少有‘玩笑’的空间。”
这句简单的回应,背后有秦代工程制度的影子,也为后面对“工匠恶作剧”一类说法,埋下了伏笔。
二、从“彩绘秦军”到“绿脸之谜”
现在走进兵马俑展厅看到的,多数是灰白或土黄色陶俑,很容易让人以为秦人就是刻意做成这种颜色。实际上,刚出土时的兵马俑,颜色非常丰富。
出土时,许多陶俑表面都带有彩绘层,有肉粉色的肤色,有朱红、赭石、褐色、黑色勾勒出的眉毛、眼睛、须发与甲片纹理,还有蓝色、绿色用于衣襟、甲片或细部装饰。只是这些彩绘多为矿物颜料,加之涂在一层极薄的生漆基层上,一旦暴露在空气中,生漆迅速脱水开裂,颜料层跟着一起剥落,有的甚至几分钟之内就卷起、脱落。
这也是后来文保人员费尽心力要解决的问题。
总体来看,绝大多数兵马俑当初的皮肤颜色,都是偏肉色或略深的棕色,符合秦军实景写实的需要。绿色,在兵俑的衣甲、纹饰上可以见到,但大面积出现在脸上、并且只涂脸而不涂身体的案例,目前仅见绿脸俑这一件。

这一点非常关键。
如果说是后期埋藏环境导致的“变色”,那么同坑、同一土层、同一批制作出来的俑,理应有类似情况。但二号坑中,无论步兵、骑兵、车兵,未见第二张“绿脸”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,绿脸俑的绿色,并非散漫的霉斑或浸染,而是有明显边界的颜料覆盖,眼眶、鼻翼、嘴唇处的勾勒依然清晰,显示出当年上色时是“有意识地画”。
也就是说,这张绿脸,从工艺上看,更接近一种“造型设计”,而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。
三、“变色说”:最容易想到,却很难站住脚
面对一张绿色的脸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:是不是氧化变色?是不是土壤里面有什么特殊成分?这个猜测听起来挺顺耳,但稍微往里追两步,就会发现问题一堆。
兵马俑的本体是陶,也就是高温烧制过的黏土制品,主要成分是硅酸盐,不含大量金属。彩绘使用的多是朱砂、赭石、石绿、石青等矿物颜料。这些颜料在普通土壤环境中,经历两千多年,最常见的变化是褪色、粉化、脱落,很少会“越变越鲜艳”。
特别是绿色颜料,秦代常用的是以孔雀石为主的石绿。这种矿物颜料不至于自己突然扩散,均匀覆盖到一个俑的整个脸部。如果说是地下某种化学反应,那同环境的俑,尤其是离得很近的几个,条件相差无几,不可能独独“选中”这一个。
有文物保护人员做过观察和检测,绿脸俑的绿色层,与其他色彩层一样,紧贴在生漆之上,有明显人为涂刷痕迹,而不是后期沉积物;并且绿脸俑身上、手上并没有相同的绿色浸染。如果是地下水或某种溶液导致,通常不会只“照顾”脸,不管身体。

从材料和环境两个角度看,“变色说”基本难以成立。
这也就意味着,绿脸俑从一开始,就被设计成了一张绿色的脸。
观念上稍微转个弯,问题就变了:不是“为什么会变绿”,而是“为什么要画成绿的”。
四、“工匠出气”“色盲调错”:想象很生动,制度却不答应
有些比较“接地气”的说法,认为绿脸俑是工匠“故意搞怪”,借着这个机会发泄对沉重徭役的不满;也有人提出,或许只是上色的工匠是色盲,分不清颜色,才把脸画绿了。
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让人产生画面感,但放到秦代那一套严苛的制度里,就显得站不稳。
秦代的大型工程,无论是长城,还是阿房宫,还是秦始皇陵,都有相对完整的管理体系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保存下来的法律文书,可以看出秦法对工匠、官吏的约束之严,一旦出现“违规”,往往不是简单罚钱,而是连坐、戍边,甚至更重的刑罚。
兵马俑本身也留有不少“管理痕迹”。有学者在俑身、俑底座、车舆下发现了刻写的小字,有的是工坊名,有的是工匠名,有的是质检官署的印记,相当于今天的“生产批号”和“验收章”。说明这些陶俑出窑后,还要经过官方层层验收,合格才能入坑。
在这种制度下,要让一件明显“与众不同”的作品堂而皇之地通过验收、布置进军阵中心,单靠基层工匠“私下搞怪”,几乎没有可能。一旦被视作“偷工减料”或“不敬工程”,后果非常严重,不仅牵连本人,还可能波及家人。

再看“色盲调错颜色”这一说。就算假设存在某位色觉有问题的工匠,他调错颜色,监工难道全都看不出来?战马、甲片、衣襟的颜色错一点可能不那么显眼,整张脸涂成鲜绿,任何一个稍有审美的秦人,都不至于认为“这很正常”。
更重要的是,绿脸俑身体其他部分的颜色,并无异常。说明负责给脸上色的人,恰恰是有意识地只在脸部使用了绿色,而不是完全分不清颜色、乱涂一气。
以秦律之严、工程之大、验收之细来看,“工匠发泄不满”和“色盲调错颜色”,更像后人一种轻松的想象,聊作谈资,难以作为严肃解释。
换句话说,如果把绿脸俑视作“失误”,那就要假定秦代整个工程体系集体“瞎了眼”。这一点,很难让人信服。
五、“少数民族脸谱”:时间对不上,逻辑也不够圆
另一种流传较广的解释,把绿脸俑看作“少数民族战士”的象征。一些文章认为,秦在统一六国之前,长期和西北的戎狄部族打交道,也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为秦效力。这些士兵可能在军事礼仪或宗教观念上与中原不同,用脸部彩绘标识身份。绿脸俑,也许就是其中之一。
这个想法,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。
历史上,秦在西陲发展,和犬戎、义渠等部族有复杂的征战与融合过程。战国后期,秦军中确实可能吸纳了部分“戎胡之士”。但问题在于:如果绿脸是用来标识族群,按理不会只出现一例。一支军阵里,一般不会只安排“一个少数民族士兵”,而且这位“士兵”还被放在阵中不起眼的位置。
更关键的是,很多人谈到“脸谱”,容易把后世戏曲中的红脸、白脸、黑脸、绿脸一股脑儿搬回到秦代。实际上,有明确记载和系统脸谱意义的戏曲艺术,大体形成于宋元之后,成熟于明清。有说法把某些脸谱追溯到北齐胡戏,那也是公元6世纪以后的事,距离秦朝至少七八百年。

也就是说,“红脸表示忠、白脸象征阴险、黑脸代表刚直、绿脸多为暴躁或怪异”这一套,是后人赋予的象征系统,不能简单用来解释秦代兵俑的彩绘。
至于“少数民族士兵脸上画彩”的习俗,目前在战国、秦代的直接文物证据,并不充分。青铜器纹饰、壁画、简牍中,也未见清晰记录说某族群士兵以绿色脸涂作为军中固定标识。
综合这些条件看,把绿脸俑解释为“少数民族战士脸谱”,缺少坚实的文献与考古支撑,更多停留在想象层面。
不过,有一点可以保留:秦军并非完全单一血统,在统一六国和经营边疆的过程中,不同地域的士兵和地方文化痕迹极有可能混在军队中。兵马俑整体以统一军容呈现,恰恰显示秦对“同一形象”的强烈追求。而在这样一个“整齐划一”的体系中,突然出现一张绿色的脸,确实容易让人想到:这张脸,是不是刻意承载了某种“特殊性”。
只不过,这种“特殊性”究竟是血缘、职能,还是宗教身份,现有材料还说不清。
六、“傩人驱邪”:相对合理,却仍有空白
在众多解释中,有一种说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,那就是把绿脸俑看作“傩人”——负责驱疫逐邪的祭祀角色。
中国古代的傩礼由来已久,有人认为可追溯到先秦甚至更早。周代礼制中,就有驱除疫鬼、祛除不祥的仪式,往往由专人扮演“方相氏”或类似角色,戴面具,着异服,有时还会佩戴夸张的装具,以示人与神、人与鬼之间的界限。到了后世,傩仪逐渐演化出傩戏,面具和脸部彩绘的象征意义,日益强化。
在一些地区传统中,绿色往往与神灵、鬼怪或异界力量相关。这一点,虽未必能直接套用到秦代,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方向:在古人观念里,通过“异色的脸”,可以标识“非凡之人”。

如果把视线拉回到二号坑跪射俑阵,可以注意到,绿脸俑的姿态,与其他跪射俑几乎一样,并非单独摆出祭祀动作。这一点,乍一看似乎不利于“傩人说”。不过,也有研究者提出,军队中并非所有傩事活动都与夸张动作相连,很多时候,承担祭祀或驱邪职责的人,也需要加入军阵,象征性地“随军而行”。
《礼记》中提到周代军礼时,提及军旅之中不止有将帅、士卒,也有负责占卜、祝祷的人员。从逻辑上讲,怀着“天命在秦”信念的始皇帝,在为自己营造一支“地下军团”时,是否也会安排象征性的“驱疫人”,以护卫阴间之军?这个设想,虽然不能用文献直接证实,但并不违背当时的观念背景。
绿脸俑之所以引人侧目,就在于它符合这样一种可能:整体形制完全“军人化”,以示自己属于军队;脸部色彩却被刻意区分,暗指其肩负特殊职能。这种“既是军中一员,又有不同于常兵的角色”的设定,与“军中巫觋”或“傩人”的身份,比较贴合。
当然,必须说清楚的是,考古发掘中,并未发现明确文字说明“此为傩人”。“傩人说”现阶段仍然只是一种推断,只能说在几种解释中,相对更能自洽:既解释了绿色的特殊,又保留了秦军整体写实的风格,同时不必假定有大量同类俑,而是允许“特例存在”。
如果用一句略带主观色彩的话来概括:在众说纷纭的猜测里,把绿脸俑视作一位军中的“祭祀者”或“驱邪者”,也许是目前最不牵强的一种思路,但距离“结论”,还差实打实的证据。
七、“禁止出国展览”:保护之下的“明星文物”
绿脸俑不只是考古学界的难题,也成了公众参观中最受关注的兵马俑之一。2000年代以后,当兵马俑陆续参加国外展览时,绿脸俑这个名字时不时出现在媒体报道里,却总是附带一句——“未随展品出境”。
很多人据此展开想象,有传闻说是因为“含有无法解释的能量”,也有说是“涉及国家机密”,听上去颇为玄乎。实际上,更接近事实的原因,很大程度上在于保护。
绿脸俑的彩绘层保存得相对完整,尤其是脸部的绿色颜料,非常敏感。出国展览意味着环境转换、光线变化、温湿度波动,运输过程中的微小震动,也都可能对脆弱的彩绘层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对文物保护人员来说,一旦脱落就无法恢复,代价过高。

与其说是“禁止”,不如说是“慎重不出”。
在陕西的相关展厅里,绿脸俑被安排在稳定的恒温恒湿环境中,光照强度也经过精确控制。观众可以比较近距离地看到这张独特的脸,但与普通陶俑相比,它所承受的环境变化,已经被降到最低。
值得一提的是,绿脸俑很晚才被大规模公开展示。随着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等场馆的完善,直到2008年前后,它才逐步出现在面向公众的陈列中,之前更长时间,主要在专业保护与研究的视野里。
这种“先保护、后展出”的态度,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一个事实:在众多兵马俑之中,绿脸俑不仅造型特殊,还是敏感度极高的“重点对象”。对它的关注,不只是因为“怪”,还因为它身上保留了更多原始彩绘信息,牵扯到对秦代彩绘工艺、颜料配比乃至审美观念的进一步认识。
从这个角度看,绿脸俑成为“不能轻易走出国门”的文物,是科学评估后的结果,而不是“神秘力量”的象征。
八、在谜团和秩序之间,留下一个“空位”
把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解释梳理一下,大致是这么一个局面:
变色说,从材料和环境上难以成立;
工匠发泄说、色盲说,与秦代制度与工程管理相冲突;
少数民族脸谱说,在时间与考古证据上缺乏支撑;
傩人驱邪说,相对能兼顾工艺、制度和文化背景,但也欠缺决定性的文本或同类实物对照。

真正棘手的地方在于:绿脸俑只有一件。
如果能在其他坑或其他地区,找到第二件、第三件类似的“绿脸”,不论属于什么类型的人物,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“横向比较”来推进。眼下所有讨论,都不可避免地围绕这一件孤例展开,稍微多加一点想象,就容易滑向过度解读。
不过,绿脸俑的存在,本身已经释放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号。
其一,兵马俑并非完全“机械复制”。虽然士兵的发式、盔甲、鞋履有统一规范,但不同俑在面部表情、身形比例、细节处理上,都有差异,这种差异体现出秦人在“写实”与“象征”之间刻意寻找平衡。绿脸俑,是在整体秩序中插入的一处“例外”,把这种平衡推到了极致。
其二,秦始皇陵的设计,很难只用“永葬帝王”来概括。地下军阵不仅是现实军队的再现,也可能是观念世界的缩影。普通步兵代表具体武力,将领象征统帅权威,而诸如绿脸俑这样可能承担特殊职能的个体,则让人隐约看到,秦军体系背后,那些与祭祀、巫术、护佑相关的层面。
其三,从考古方法论上看,绿脸俑提醒人们,在面对个别“异类”时,一方面不能轻易用现代人的直觉故事来填空,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以一句“暂时无法解释”就抹平差异。这个“解释空位”保留下来,本身就是对史实的一种尊重。
绿脸俑出现于秦始皇晚年营建的陪葬军阵中,埋藏超过2000年,于20世纪下半叶重见天日,又在21世纪初的文物保护体系下被精心看护。它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,都与当时的制度、技术和观念紧紧相连。
在数以千计的兵马俑里,它只是一个跪射俑,姿势普通,位置也不靠前,却因为那张被涂成绿色的脸,被历史、考古和公众视线反复拉回。在可以确定的事实之外,留下了一片不大不小的空白,既让人困惑,也逼着人持续追问。
对于研究秦代军制、礼制和手工业的人来说配资网上炒股平台,这个谜团或许更像一道长期存在的“思考题”,暂时没有标准答案,却始终摆在那里,不断提醒人:秦始皇陵这座巨大的地下工程,远未被完全读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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